“老三届”是“知青”当中最早、最核心的部分，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上1966、1967、1968级的数百万高、初中学生。如果谁有一张老三届的毕业照，肯定是难得的收藏品。在当时“文革”内战正盛、派别林立、武斗声未息的大动荡中，谁有心思去聚会且“典礼”一番呢。记得我们学校就是“领导一切”的“工宣队”贴张告示，各人灰溜溜去领张毕业卡，然后夹着尾巴各自“上山下乡”作鸟兽散，从1966年“文革”开始，大家压根儿就没完整地坐到一起过。这一走就几十年了……七十年代末以来，社会上出现了几次颇具影响力的“知青热”，以老三届为主要对象，相继在文学、影视、新闻、学术界热闹过。大规模的“上山下乡”已经45周年，新一波不大不小的联谊、传播与“反思”，在渐入老境的老三届人群里蔓延至今。也许是“身在此山中”的缘故，我作为老三届高1967级的一员，虽然又作记者也算作家，却极少涉及老三届及知青题材。有一批同龄人竖起过“青春无悔”的旗帜，这旗帜太大，张扬得有些笼统含糊。相对于“无悔”派，我可以算是一个“无话”派——青春无话。当年曾经是有话的，如“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”、“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”之类，岂只有话，有血有肉，直至热血沸腾、勇于献身。后来无话，有些辛弃疾再上层楼时“欲说还休”的味道。老三届太沉重了。过去沉重，如今依然沉重。世纪之交的那个夏天，我们年级的同学在30年之后，终于重逢在川南母校富顺县第二中学。校园那山丘叫十字岭，不知道该把它意会成十字路还是十字架。人多了就得有仪式，仪式的头一项是什么，后来我让一些朋友猜过，谁也料不到，是——默哀。我们年级两个班的同学，当时便已经整整去世十分之一，远远超过了比老三届更老的那些年级(到去年已经超过五分之一)!过早“不存在”的那些也曾天真活泼很快未老先衰先亡的同学，这病那病，终归是活得不易。老三届也太丰富了，它的多样性常常被表现与研究中的共同性及某些“典型”掩盖了。在我看来，以往“知青热”中至少有两个误区:一是离开整个民族与社会的大背景来“凸现”，有些情绪化、怀旧式的自虐、自恋倾向，缺少理性与全局把握;二是过分城市化、都市化，极少关注到占老三届、知青群体大多数的小城镇学生以及被叫做“回青(回乡知识青年)”的农村学生。这些人，因为日常生活的负荷与心灵煎熬更重，未老先衰者众，我们年级上述哀悼的对象多数便在其中。老三届与知青已经成为一个分量沉重、影响深远的历史课题与大众话题，老三届与知青更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现实存在。老三届有过失误与迷惘，有着时代的缺陷和弱点，然而，其主旋律是血汗交融辛酸苦辣浸泡之后的坚韧。在世纪之交二三十年间的中国，不说他们是脊梁，至少也是各行各业的骨干与基础。他们不再浪漫，依然执著，不再激进，却会稳进，兢兢业业地支撑着共和国的大厦。我曾经读到多少篇呼吁“善待”这“善待”那的文章，借用这个词，我以为极应“善待”那些仍处困境的老三届人。我们年级的同学，无一高官无一大款也无一罪犯，那次聚会是自费的，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来，令人尴尬的一个原因便是那一、二百元的份子钱使好些人为之却步——已经下岗和即将下岗的严峻现实，不能不让他们欲聚还休。说“善待”或许本身就是对老三届的一种不恭。在老三届的人生辞典里，似乎找不到这一条。未曾行过毕业典礼的老三届，人生跋涉注定了一切得靠自己咬紧牙关。在追逐时尚的时代，“知青文化”始料不及的也有了某种娱乐与市场价值。45年了，老三届的聚会想来不会少。在已成潮流、日见其盛的形形色色同学会中，最活泼天真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爷爷奶奶，最为风光的是海外同学会，最为显赫的是异军突起的“党校同学”们，而我们呢不好说，不敢想。我要对我那些未曾有过“典礼”便被扔进社会的老三届朋友们，那些个同桌、同班、同年级的她们与他们，来一个久违的拥抱，由衷地道一声好：有幸重逢，衷心祝愿大家少喝酒，多吃菜，莫要醉倒在校门口。伍松乔简介高级编辑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长期担任四川日报副刊主编。四川大学新闻传播研究员、四川省社科院巴蜀文化研究员。有《姓甚名谁》《记者行吟》《媒体上的文化庄稼》《中国书生宋育仁》《成都》《羌之红·北川重生羊皮书》《天下古成都》等十余部专著出版。个人获全国报纸副刊突出贡献者称号，作品获中国新闻奖、四川省文学奖、巴蜀文艺奖等。系四川作协主席团成员、四川散文学会副会长。免责声明：文章《《叫一声“老三届”好沉重》伍松乔_0》来至网络，文章表达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，文章版权属于原作者所有，若有侵权，请联系本站站长处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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